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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应重读潘恩《常识》:权利是属于“人”的

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 时间:2019-05-02

  他在《常识》中用通俗而慷慨的文字向北美殖民地的人民阐述了“社会”和“政府”的实质和关系。社会是自然而然诞生的,而政府的形成是社会成员的民意授权,目的是维护自由和安全。

  《常识》一书在北美诸殖民地共卖出了五十多万册。在二百四十年后的今天,倘若有哪本议论政事之作能达到这个销量,也足以引领一时风潮了。考虑到当年十三个英属殖民地的人口加在一起,也不过二三百万人(其中还要包括那些并不识字的人),潘恩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就可想而知了。

  托马斯潘恩于1737年出生在英国。他在年轻时干过小公务员,后来因为出头代表同僚向上级写信请愿,丢掉了这份工作。在英国看不见什么前途的潘恩,通过富兰克林的推荐前往北美,得到了一份杂志编辑的工作,从此开始了以笔为剑的生涯。

  潘恩抵达北美之日,正值诸殖民地与英国议会的矛盾愈演愈烈之时。然而,从今人的眼光来看,彼时的殖民地居民颇有些“反贪官不反皇帝”的意味。与现在的“虚君共和”体制不同,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君主立宪制度中,英国国王并非纯粹礼仪性质的国家元首,而是仍然握有相当大的实权。因此,当北美居民感觉自己受到议会欺压时,就自然而然把冤情昭雪的希望寄托在了国王身上,一再地向他呈递请愿书信,诉说自己的要求。这时,在英国就曾有过请愿经历的潘恩站了出来,向他们大声疾呼道:国王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,相反,国王本身就是问题。

  在最为常见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科书中,潘恩总是被放在与美国有关的部分。但实际上,认识潘恩政治理念的最好途径,是将他置于十八世纪英国的激进主义思潮背景下来分析。

  当时的激进派身处启蒙时代,深受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。他们承认光荣革命的进步意义,但认为它所体现的自由原则并未被贯彻到底。在激进派看来,虽然英国的体制要明显优于欧洲大陆盛行的君主专制,但仍有诸多不完善之处,尤其是凌驾于民众之上的国王和上议院。对于美国的独立建国,以及1789年的法国革命,激进派视其为历史的新纪元,是人类利用自身理性创建最佳政治体制的伟大实验。

  正是在英国本土的激进思潮影响下,潘恩才明确了自己的反君主制思想,并通过《常识》向北美民众普及了这种理念。根据他的理解,人们生来是彼此平等独立的,在他们中间并没有天然的等级制度和从属关系。他们最初为了克服生活的不便而组成社会,然后又为了防止自身利益遭到个别人的损害而建立政府。因此,从政府的起源来看,它本身并不应当具有什么神圣性,其“意图和目的”无非就是保障人民的“自由和安全”。

  既然这样,组织政府的正确方法,就是通过选举代议机构来执行政务,并且使选民有权去认可或否定官员的工作成效。然而,以世袭制度为代表的专制政体,却恰恰是反此道而行之。以英国为例,无论是君主体制还是上议院的贵族体制,都是与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相悖的。

  无论在什么地方,王权最初基本上都起源于暴力或欺诈,英国也不例外。威廉公爵1066年武力征服英格兰的历史,人所共知。这种不折不扣的篡夺行为,是无法为掌权者带来合法性的。赞美君主制的人常常喜欢夸耀其稳定性,但实际上,贵族之间为了争夺王冠,所进行的战争次数一点都不少。而且,即使国内局势太平,国王们是否就能有利于国家,也是颇有疑问的。

  高居庙堂之上的独夫们,既养成了目空一切的习惯,其生活环境又与外部世界相隔绝,于是便往往对于自己辖域内的事务茫然无知。处于这种境地之下的国王,谈不上有什么能力去为公共利益做贡献。以英国国王为例,他所能做到的无非是“挑起战争和卖官鬻爵”。指望他来照顾北美殖民地的利益,无异于天方夜谭。

  潘恩一生的遭遇跌宕起伏,但他自己的耿直本色是一以贯之的。他从来不惮于表露自己的观点,哪怕这种观点会引起围攻。

  他在《常识》中用通俗而慷慨的文字向北美殖民地的人民阐述了“社会”和“政府”的实质和关系。社会是自然而然诞生的,而政府的形成是社会成员的民意授权,目的是维护自由和安全。潘恩列举英国政府的诸多“罪状”,讨伐它已不具备合法性,呼吁北美的人民联合起来,同宗主国决裂。

  国王这一职位既不符合人类本性,也不会带来什么好处;不但多余,而且有害。明白《常识》的这一论点后,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它对许多传统观念的冲击了。虽然启蒙思想在美洲也有很大影响,但对英国君主制度的激烈批判,则是植根于英国本土的激进主义思潮之中,并由潘恩通过《常识》向民众广为传播的。

  此前,在北美殖民地居民向议会与国王申诉的过程中,他们所要求的往往不是某种具有普遍性质的人权,而是自己作为英国人所享有的那些权利,亦即那些国王属下子民“古已有之”的权利。他们所要求的,不是摆脱英国的统治,而是得到与英国本土臣民同样的待遇。

  然而,潘恩所指出的则是:由于国王和贵族的横行霸道,就连纯正的英国本土民众,也是无缘享有那些权利的。殖民地人民若是想要获得“英国人的权利”,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再做英国人。只有如此,他们才能摆脱压迫,真正拥有自己天公地道所该享有的权利,而不是仰赖于在位者的恩赐。

  不仅如此,人们之所以理应拥有那些权利,并不是因为它们植根于传统之中,也不是因为它们从习俗那里获得了合法性,而是因为那些权利是属于“人”的,是人之为人就自然而然应当拥有的。

  这种对“自然权利”或者说“天赋人权”的信仰,与过去对“英国臣民权利”的诉求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而这两种思路又都融入了北美人民独立建国的理论和实践之中。《独立宣言》一方面在开篇不久用“人人生而平等”和其他的哲学论断,为其行动奠定了抽象理论上的正当性基础,另一方面又在行文中历数英王对殖民地居民固有权利的破坏,力图唤起大众的义愤,来为革命进程推波助澜。独立战争既是在控诉实际发生的不公行为,也是在申明根本大义之所在。正是这种对基本原则的诉求,才使美国革命超越了“”的层次,成为了塑造现代世界的标志性事件之一。而这也正是潘恩对这场革命的期许。

  获得独立之后的美国,开始把精力集中在整顿自身的内政之上。而对于曾高呼“哪里不自由,哪里就是我的祖国”的潘恩来说,只要专制主义还在世上存在一天,他的斗争就不会停歇。1789年法国爆发革命后,潘恩对其表达了热烈的支持。为了回击埃德蒙柏克对革命的批判,他还专门写作了《人权论》一书,进一步阐发了建立在“自然权利”基础上的政治理论。他随后远赴法国,直接参与革命进程,并受到了热情的欢迎,甚至被推选为国民议会的议员。

  然而,事情接下来完全没有按照潘恩的期望发展。随着时间的流逝,革命变得愈发激进,终于到了连他也难以接受的地步。由于在处死国王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意见分歧,潘恩最后在雅各宾派的专政下被投入监狱,差点丢了性命。侥幸逃生的他后来回到了令他成名的美国。然而,他在监狱里写下的宗教论著《理性时代》又给自己带来了无数的敌视和咒骂。美国人当年能够接纳他的激进政治观点,现在却不能包容他的激进宗教观点。1809年,潘恩在贫病交加中默默无闻地去世。

  潘恩一生的遭遇跌宕起伏,但他自己的耿直本色是一以贯之的。他从来不惮于表露自己的观点,哪怕这种观点会引起围攻。从《常识》的出版开始,潘恩就一直陷于争议之中,即使在他影响力最大的时候也是如此。

  针对他的谩骂甚至诬蔑,在其生前身后络绎不绝。直到他去世近百年后,还在被后来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辱骂为“肮脏矮小的无神论者”。然而,从二百四十年后的今天看来,潘恩已经把他所遭受的攻击远远甩在了历史的后面。他的自我奋斗令人敬仰,而他对历史行程的预见则令人叹服。与他的绝大多数敌人相比,他在今天得到了人们更多的铭记和赞扬。这是他当之无愧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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